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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的博客

闲心品味世界经济的风云变幻

 
 
 

日志

 
 

在短期波动中把握长期趋势  

2008-02-21 07:56:27|  分类: 国内财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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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波动中把握长期趋势

——《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一五"规划》推出正当其时

 

219,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公布了由央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等一行三会共同制定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一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阐明了"十一五"时期(2006-2010)我国金融业发展改革的指导原则和主要目标,明确金融业工作重点。这一统领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和落实,将对于深化金融改革,促进我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发挥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规划》的推出正值国际国内金融形势风声鹤唳、波澜四起之际:国际方面,次贷风波滞后影响骤然显现,美国经济风雨飘摇,国际油价再上百元云霄;国内方面,通货膨胀魅影挥之不去,7.1%的CPI月度同比增幅创下11年新高。“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易变背景中,市场有如惊弓之鸟般不知所措,对形势变化、政策趋向和市场未来的理解和判断不断在不同极端间反复跳跃。就以对紧缩货币政策的市场心理变化为例:当次贷风波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冲击姗姗来迟、国内冰雪灾害不期而至的时候,市场中一度掀起“紧缩过度”的莫明担忧,甚至预期刚刚由“稳健”转为“从紧”的货币政策会再度转向;而当国际油价再度高企、国内通胀压力骤然加大的时候,市场的担忧又迅速转向“紧缩不足”。嬗变的市场风向反映出市场在短期波动中对长期趋势认识和把握的能力稀缺,这种预期和心理的不确定性将给中国经济稳健增长、中国金融有序深化带来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

 

如此变化莫测的背景下,《规划》的推出可谓正当其时,给短期波动中迷茫不安的市场主体带来了照明前进方向的曙光。作为立足当下、放眼长远的金融业发展导航器,《规划》的内容和行文都意味深远,结合次贷风波中的金融要素以全球视角审视《规划》,几个潜在特征值得深思。

 

第一是对形势判断的高瞻远瞩。次贷风波的爆发改变了整个国际金融发展的格局,虽然《规划》第二部分“十一五时期金融业发展改革面临新形势”行文中并未提及次贷,但其对“新形势”的简要概括却包涵了次贷风波引致的新要素。《规划》将新形势中的潜在风险归纳为“国际金融竞争日趋激烈,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不断扩大,不确定因素增多”,而这三点正是放眼长期、立意中肯理解次贷风波之所得。首先,次贷风波将迫使欧美金融业发展重心不断东移,次贷爆发的2007年第三季度,美国金融企业利润就同比下降32.5%,其国内金融业务损失惨重,而海外市场发展却依旧收获颇丰,由此可见欧美金融业势必将加速进入新兴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自救机会,这意味着“国际金融竞争日趋激烈”。其次,次贷风波后欧美货币政策趋松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过剩,中国作为资产价格高企、汇率不断升值、增长红利诱人的成长性市场势必将吸引更多的外部资本,这意味着“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不断扩大”。最后,虽然次贷风波给美国2007年四季度经济增长带来了沉重打击,但时间序列上的数据不足尚无法确定市场中流行的“美国衰退论”,用“不确定因素增多”而非其他耸人听闻的字眼形容国际金融新形势表明了《规划》对长期趋势的谨慎认识。

 

第二是对金融发展的辨证思量。次贷风波颠覆了许多传统守旧的金融发展理念,一些旨在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创新出人意料地起到了模糊风险甚至是放大风险的负面作用,给次贷风波中的风险定位和风险规避带来了困难;而旨在拓宽盈利空间的综合经营令人惊讶地让花旗等“金融航母”损失惨重,给次贷风波中的风险传播和损失扩散提供了路径。如此背景下,易变的部分市场主体对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产生了极端化的厌恶心理,甚至夸张地认为金融发展浪潮将出现“逆袭”。《规划》用审慎辨证的姿态指明了金融发展的理性趋势,《规划》提出“按照先易后难、风险可控的原则,逐步建立场外市场和场内市场并重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在肯定继续发展金融创新、推进综合经营这一基本方向的同时,强调了发展的“渐进性”和“稳定性”,提示了其间风险控制的重要作用。辨证分析,次贷风波的短期波动并不是金融创新和综合经营的终点,而是以风险爆发的特殊形势点明了失去监管的快速发展“过犹不及”的非理性特征,《规划》反映了这种辨证思维。

 

第三是对基础建设的重点强调。从次贷风波中的政策调控和市场表现来看,金融基础建设对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而言都至关重要。正是凭借着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和畅通的政策传导,美国货币当局才在次贷风波中挽狂澜于即倒;正是依托着有效金融市场的帮助,基本面尚好的欧美受困金融企业才不至于由于短期困难而死不瞑目。《规划》重点强调了金融基础建设,一方面提出“继续运用数量型调控工具,扩大价格型调控工具的使用范围,加大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力度”,另一方面表示“逐步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和国债收益率培育为我国短期和中长期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疏通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与信贷市场的利率传导渠道”,并“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优化金融结构”。借助金融基础建设的发展,拥有更多可选工具的中国货币当局方能借助更畅通的政策传导有效控制通胀抬头之类的宏观风险,而中国金融企业也能够有效利用多元市场进行业务分散和风险控制。

 

第四是对金融和谐的深层融入。次贷风波后“拯救大兵瑞恩”的美国经济政策总动员充分彰显了复杂形势中“政策搭配”的必要性。如果没有美联储降息政策和布什经济刺激政策的紧密配合,美国经济可能在“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冲突中左右为难。《规划》也深层融入了这种政策层面的和谐,提出“加强本外币政策协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调控货币信贷总量,优化信贷结构,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的协调配合”,这种和谐思维显然有助于维护中国经济金融多重均衡的同时改善。此外,针对“城乡、区域金融发展不协调,对三农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相对薄弱”的问题,《规划》提出“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和城乡、地区金融布局”,“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发展,逐步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为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金融和谐指明了长期发展方向。

 

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规划》在国际国内金融短期波动剧烈的背景下为市场提供了把握长期趋势的指引。“伫倚危楼风细细”,在风声鹤唳之际借《规划》之指引登楼远眺,“望极春愁”,中国金融业长期中的稳健发展“渐生天际”。

 见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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