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金融合作：在路上

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长期游离，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耳鬓厮磨，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中韩两国转眼共同经历了建交15载的风风雨雨。在2007这个“韩流”“汉风”两相宜的中韩交流年，金融领域的双边合作和交流愈发受到市场的密切关注。

中韩金融合作的背景：双重需要

双边金融合作作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金融一体化的衍生产物，对于有着“唇亡齿寒”战略伙伴关系的两个新兴经济体而言，具有共同稳定金融市场、携手保障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通过金融体系的融合渗透，结算系统的有效建立，金融体制的同质转换，金融监管的相互协作，政策组合的互补搭配，地缘关系密切、历史渊源深厚、双边交流频繁的两国在“和实生物，和而不同”之中将相互激发共同发展的潜力。自从1992年中韩建交打破政治坚冰以来，中韩两国的金融合作正是在双重需要之下获得了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

一方面，中韩金融合作是两国经贸关系日趋发展的需要。金融深化理论认为，经济纽带的增强是推动金融共同深化发展的核心动力。15年来，中韩贸易迅猛发展，2006年中韩双边进出口总额达到134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0%；与此同时，双边直接投资也保持着长期稳定增长的态势，截至2006年底，韩国累计对华实际投资350亿美元，中国对韩投资累计8.9亿美元。韩国已经是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而中国连续多年保持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的重要伙伴地位。渐趋火热的经贸往来使得双边跨境金融资本流动愈发频繁，通过增强金融合作的制度创新来润滑金融互动渠道、保障共同市场稳定成为两国互惠互利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中韩金融合作是两国共同维护区域金融安全的需要。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巨大的经济牺牲率为代价充分警示了区域金融合作匮乏的风险蕴藏。由于缺乏有效沟通、合作机制，亚洲三大经济体在危机过程中各持一态，共同丧失了合力防患的机遇，日本对危机苗头淡然漠视、韩国在危机阶段措不及防、中国于危机之后坚如磐石，外来经济冲击“共振”下的各自为政使得亚洲金融市场整体的风险规避防线形同虚设而不堪一击。偶然的危机爆发激发了加强区域金融合作的动力，而在最近几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频繁、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危机层出不穷的背景之下，中韩金融合作的风险规避需要更是日益凸现。

中韩金融合作的进展：三头并进

必然的经贸往来密切和偶然的金融危机爆发共同掀起了中韩金融合作的主流浪潮，通过十余年的共同努力，中韩金融合作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齐头并进，共同收获了不容忽视的阶段性成果。

在微观方面，中韩两国各类金融机构的相互市场渗透日渐密切。在2004年底，韩国就有17家银行、7家证券公司和10家保险公司抢滩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而2005年韩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2006年中国加入WTO五年金融开放过渡期逝去这双重政策瓶颈的突破，更是掀起了新一轮的纵深双向进入热潮。尽管中国对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设立了法人资格门槛，韩国各银行仍对全面开拓中国市场趋之若鹜，韩国国民银行已与中国工商银行达成战略合作关系；韩国友利银行今年将在中国设立法人，并在2012年底前开设53家营业所；新韩银行今年将在北京成立支行和法人，并扩大营业网络；韩国汉拿银行将充分利用在华法人优势，在2014年底前设立12家支社。而于此同时，中资银行也在通过协力共进的方式进行着深入韩国金融市场的努力，2005年底，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驻首尔分行就签订了《在韩中资银行合作协议》，承诺彼此在金融业务领域全面合作，在信息共享中共同提高经营水平和整体竞争力。与此同时，中韩微观企业进入对方证券市场的渠道也在不断拓宽，为了加强与中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广泛联系，韩国证券交易所于2003 年3 月就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从同年10 月开始每年举行以中国企业为对象的上市说明会；而中国QFII制度的建立和推广成熟也为韩国金融企业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创造了空间。

在中观方面，中韩两国金融监管方式的相互学习和有效配合不断增强。监管层次的高端交流制度建立和改进一直是中韩两国力求在相互了解、相互协作和相互学习中共同维护两国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努力方向。早在2002 年12月，中国主要金融监管部门(银行、证券、保险监督委员会)就同韩国的金融监督院签订了业务合作合同谅解备忘录(MOU)。而韩国银行还在2003年于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成为首个在中国本土设立代表处的外国央行。此外，作为高端对话常设机制的中韩金融合作会议，则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财经部共同牵头轮流举办，从1993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累计14次的对话交流活动为增进中韩两国货币当局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协力作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制度创新之外，中韩两国还通过咨询互助的方式相互促进风险规避能力的协同增强，比如在不良资产管理方面，中国主要的4家资产管理公司就分别同经验丰富的韩国资产管理公司( KAMCO)签订了不良债权处理咨询条约，为解决两国金融市场的“类似问题”提供了成功的合作范例。

在宏观方面，中韩两国推动区域金融一体化的共同努力渐趋深入。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创新浪潮推动下，中韩金融合作通过货币互换方式建立起了融于清迈协议（CMI）之中的危机阶段实质性金融互助系统。2000年5月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通过相互融通外汇储备以防止通货危机发生与传染的CMI成为了亚洲各国在IMF力所不及状态下谋求自救的制度保障。在此框架下，中韩两国2002年6月24日在北京签订了2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条约；而2005 年5 月伊斯坦布尔的“ASEAN + 3”财长会议又把中韩双边货币互换规模扩大到40亿美元，并且还将两国实际融资规模与IMF贷款规划脱钩部分比例由10%提高到20%。在双边货币合作之外，中韩两国还以积极参与和推动亚洲债券市场构想（ABMI）和亚元酝酿的方式共同促进了区域金融多边合作的发展，亚洲区域内跨国直接融资的形势改善和亚洲货币单位（AsiaCurrencyUnit，简称ACU）的破茧而出都与中韩金融合作的有效开展息息相关。

中韩金融合作的现在：四重瓶颈

虽然中韩金融合作业已在过去15年取得了令人信服的阶段性成果，但从现在看来，四重瓶颈的存在成为两国面临的共同问题。

第一重瓶颈存在于合作模式方面，中韩金融合作目前看来大致可以归结为风险导向型和金融深化型混合的被动模式，缺乏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针对潜在风险或是潜在双赢空间的主动合作。第二重瓶颈在于合作氛围方面，中韩金融合作与中韩经贸往来具有较强的共同波动周期，而中韩出口结构的同质性变化给金融合作良好氛围的维持埋下了隐患，韩国与中国的前100项出口商品中的重复类目已从1995年的20项增加到了2005年的29项，两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关系的加剧为双边合作的深入开展带来了潜在风险。第三重瓶颈在于合作环境方面，由于亚洲区域货币合作中缺乏类似欧盟中德国和法国那样的核心中坚势力，亚洲统一货币区的建立受到博弈力量分散的制约，鉴于日本经济的近期复兴，区域内主导权之争将成为亚洲货币合作深入开展的潜在制肘，而多边合作可能的进展受限将直接给中韩金融双边合作带来负面影响。第四重瓶颈在于合作风险方面，由于现期中国金融体系正处于制度完善的攻坚阶段，国有商业银行转制、汇率制度改革、资本市场规范、外汇储备管理、利率政策制定之中都存在着难以忽视的内部体制性风险，过于快速的金融开放可能会给变化剧烈的金融市场带来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危机”的较大冲击，因此中韩金融合作出于风险规避的需要在短期内将可能邂逅速度瓶颈。

中韩金融合作的未来：五化展望

展望未来，中韩金融合作需要通过五“化”发展突破瓶颈，推动稳健和谐的合作发展。

合作模式主动化是减少中韩金融合作盲点的未来发展发向，通过对两国金融体系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的同质性比较，中韩两国将在农村金融、金融租赁、衍生产品等合作较少领域寻觅可能的合作空间。合作层次多样化是挖掘中韩金融合作潜力的未来发展方向，通过国家与国家、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域之间多层次的金融合作方式区分，中韩两国将在多层次金融合作方面获得突破。合作交流制度化是保障中韩金融合作信息畅通的未来发展方向，通过货币政策当局和金融监管机构的常设会议型交流体制的巩固和完善，中韩两国将在缩小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中保障政策搭配和共同监管的协调性。合作步伐稳健化是化解过度开放风险的未来发展方向，通过在汇率合作等敏感区域循序渐进的合作开展，中韩两国将在双边合作的有效增强中有力控制开放风险的积聚。合作效应外部化是以双边合作和谐进展推动多边合作博弈均衡改善的未来发展方向，通过中韩在亚洲债券市场建立、亚洲货币合作中协同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韩两国将可能以共同主导区域货币一体化进展的方式限制博弈均衡向各自为政的“囚徒困境”演化，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整体发展。

见 上海证券报 世话实说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