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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的博客

闲心品味世界经济的风云变幻

 
 
 

日志

 
 

失业和经济增长“中国特色”  

2007-07-29 19:13:37|  分类: 世话“实”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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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无限的,无限的单一在无限的众多之中显示出来”(泰戈尔)。经济学是一门百花齐放的社会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观点大相径庭的经济学派轮流支配着主流的方向。在经济学蜿蜒前行的道路上,一些经济学“定理”的存在标明了争论后共识的路标。

 

然而,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这些在西方经济世界行之有效的“定理”在中国可能却有些水土不服,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悖论。

 

奥肯定理(Okun's Law)就是一个例子。美国著名的凯恩斯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 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理。但中国经济增长在保持强劲势头的同时,却没能实现就业率的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甚至在较长时间序列上表现出了反常的正比关系。

 

对悖论的解释不外乎三种逻辑:第一种逻辑着眼于失业率的特殊性分析,强调了中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多种原因,以及这些原因与经济增长之间较低的关联性。第二种逻辑着眼于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分析,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对就业的较弱支持性中寻求悖论的解释。第三种逻辑着眼于对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这两种经济变量都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指出了政府行为在悖论形成中的作用。

 

先看第一种逻辑,中国失业率的特殊性分析。一说到中国的失业率,数字失真一直是个热点话题,理论界一般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作为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估了失业水平,中国实际失业率应该在10%以上。其实,数字失真对于奥肯定理的失效影响不大,因为就算真实失业是高于官方数字的,那也只能增强对奥肯定理的偏离程度而已。因此,数字失真并不能给悖论提供解释,能够解释悖论的,是中国失业的构成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失业构成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比重大,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农村滞存了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就业机会的减少,每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规模就在千万以上,而城镇化建设的滞后更加重了就业负担,经济增长一方面对这部分失业构成的正面影响较小,另一方面也无法遏制源头的失业创造,因此,这部分失业表现出与经济增长极低的相关性。中国失业构成特殊性二是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就业牺牲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减人增效”为手段,在带来经济增长率提升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的下岗人口,因此,经济增长与经济体制改革创造的失业构成表现出直接的正相关关系,这是悖论产生的重要原因。中国失业构成特殊性三是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造就了高失业,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显示出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趋势,而科技的进步使得中国高科技产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起来,无论是资本密集型还是知识密集型产业,相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吸收就业能力都有显著不足,而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却是较强,因此,产业结构向高边际经济收益、低边际劳动成本行业的转变,是造就中国奥肯悖论的重要原因。上述三大特殊性使得中国的失业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而奥肯定理作为周期性失业的重要描述,在中国失去市场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再看第二种逻辑,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分析。中国经济对奥肯定理最直接的偏离就在于潜在GDP增长率水平上,原版奥肯定理将其定义为3%,而在中国,这一数字明显是太低了。对于中国来说,8%的潜在GDP增长率是可以接受的,很直观的印象是,中国经济增长一旦低于这个数字,明显表现出颓势;而一旦高于这个数字,才可以称得上经济繁荣。不过就算将奥肯定理中的潜在GDP增长率修正为8%,悖论还是存在的,而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为悖论的解释提供了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投资推动型,而非消费推动型,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自身不太稳定,难以持久,造成了短期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普遍表现为对“高技术含量、高增长速度”的盲目追求,使得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导致经济增长格局滑向“虚增长,低就业”的尴尬境地。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二是表现在经济增长的微观层次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强者的盛宴,中小企业难以从中获得生存的营养。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的数量一般占企业总数的95%以上,解决就业人数一般超过国内就业人数的50%,而中国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获益中的弱势地位使得其解决就业的能力无从发挥。因此,中小企业的陪衬地位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微观结构上缺乏大量吸收就业的主体,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奥肯定理在中国的失灵。

 

最后看第三种逻辑,政府行为在悖论形成中的作用。众所周知,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有: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增长和失业同时具有控制力。如果这只手调控得当,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实现“双赢”,对奥肯定理就是一个额外的支持;但如果这只手施力不匀,那么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就表现出一定的对立性,“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结果使得宏观调控成为奥肯定理最大的偏离动因之一。而中国长期以来奉行“发展就是硬道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向和谐社会的转变尚处于激情启动阶段,这种政策思路造就了GDP崇拜的怪现象,地方政府在投资饥渴的刺激下,对投资项目是“能上就上,不能上创造条件也要上”,但这些项目很多是增长带动力强、就业推动力弱的“形象工程”,造成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下降之间传导锁链的断裂,引致了悖论的产生。奥肯本人曾在其《平等与效率》一书中写到:“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因此,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一种选择。”由于中国基本上没有农村失业保障制度,中国政府相对于西方各国财政负担较轻,这种较小的失业成本对政府偏向效率的宏观政策的制订、执行有着一定的“激励”作用,而对效率选择的惯性偏爱使得中国在表现出经济过热的症状同时,又表现出就业过冷的症状,与经济学悖论不期而遇。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因素、地域因素、文化因素的不同,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相比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奥肯定理在中国的失灵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失业和经济增长的“中国特色”造成的,但宏观调控政策过往的重心偏离也是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一经济学悖论才能还原到不至于妨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和谐发展的合理边界。

 

见 上海证券报 世话实说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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