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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的博客

闲心品味世界经济的风云变幻

 
 
 

日志

 
 

引入战略投资者风险何在  

2006-05-30 01:30:49|  分类: 国内财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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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确保股份制改造真正取得实效,银监会日前修订了《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并印发给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参照执行。在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5年过渡期行将结束之际,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如火如荼之时,监管层的最新动作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而《指引》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银监会对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总体原则和五大标准那令人回味无穷的具体表述。

 

毋庸置疑,作为一种理念和模式上的金融创新,引入战略投资者本身在有效减小国有商业银行股权单一、管理落后、效率低下中长期积聚的体制性金融风险之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形形色色的市场性金融风险。《指引》的推出本质上是监管层试图控制新生风险的一种及时尝试,在这种创新与监管的角力之中,风险结构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回答这个问题显然需要逻辑清晰地就引入战略投资者的风险层次进行深入探悉。

 

首先,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过程中的第一层风险,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在于引入阶段的乏人问津,而《指引》通过有效信号显示减小了此种风险。引入战略投资者是一种双向选择的金融合作,国有商业银行抛出的绣球有没有人接、有没有很多人接是事关“联姻幸福”的终身大事。如果缺少足够数量的候选者进行激烈竞争,那么不仅国有商业银行难以遴选出适合提升自身实力的“良伴”,还可能带来价格谈判中地位差异引致的“贱卖”问题,落得“陪了夫人又折兵”的尴尬下场。事实上,在国内叱咤风云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声誉和威望并不高,其产权上的特殊性质更让很多潜在投资者踌躇不决。《指引》的一项重大改变在于首次明确了国有商业银行市值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并通过三大类七项指标综合考量的严格约束进一步敦促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自身修炼。这种指向清晰、内容具体的监管增强对于国际金融市场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有利信号,有效降低了战略投资者竞争不足带来的潜在风险。

 

其次,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过程中的第二层风险在于战略投资者的短期行为,而《指引》中的部分标准有效抑制了此种风险的滋生,但《指引》中某些内容还是较为模糊。就算引入战略投资者过程中众生云集,国有商业银行也可能由于粗枝大叶、了解不够而在婚后邂逅“同床异梦”的尴尬。作为以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国际投资者而言,进入中国市场不是为了好心地帮助国有商业银行做大做强,而是力求在中国金融业变革之中获取商业效益。这种利益至上的理念可能引致战略投资者的短期行为:一是投入较小资本以获取信息占有优势;二是利用“注资-引资-上市”的中国银行业改革模式通过国际证券市场的短期炒作获取超常资本收益。这种“出钱不出力”的短期行为显然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引智”理念大相径庭。而《指引》中“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从交割之日起,战略投资者的股权持有期应当在3年以上”正是减少这种短期行为的有力保障。但《指引》中“战略投资者原则上应当向银行派出董事,同时鼓励有经验的战略投资者派出高级管理人才,直接传播管理经验”,“战略投资者应当有丰富的金融业管理背景,同时要有成熟的金融业管理经验、技术和良好的合作意愿”这两条就显得有些含糊不清,“原则上”、“应当有”这样的措辞给实际操作留下了许多周旋的空间。实际上,战略投资者是否具有丰富的银行业管理经验,是否能够给国有商业银行带来管理协同效应是引入战略成败的关键所在,因此,《指引》在战略投资者身份确定上的模棱两可、在合作方式上的含糊不清很可能给短期行为风险的滋生培育潜在温床。

 

再次,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过程中的第三层风险在于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国有商业银行的一时苟安,而《指引》在此种风险控制中有些让人不明就里。再次值得强调的是,引入战略投资者是一个双向过程,国有商业银行在向战略投资者学习各种专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之时,战略投资者也在了解着中国同行和中国市场。蜜月期的如胶似漆并不意味着婚姻的天长地久,某些本身就是国际大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在通过入股中方银行获取所需市场信息之后可能会发起对中国金融业的全面冲击,国有商业银行时刻保有未雨绸缪的审慎姿态才是防微杜渐的理性选择。但《指引》中提到的“竞争回避的原则”显然忽视了未来市场复杂竞争中的潜在风险。仔细考量,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竞争、赢得竞争,而不是回避竞争,实际上,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在硝烟未起之时就意图退避三舍某种程度上是自我麻痹的危险行为。

 

最后,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过程中的第四层风险在于战略投资者的串谋交易,《指引》的标准有望有效控制此种风险。“一夫多妻”从来就不是个好事情,如果战略投资者过于“博爱”,也很可能引致串谋交易的发生。根据战略投资者的企业性质和投资领域,这种串谋可以表现为三种方式:一是“混业串谋”,如果战略投资者在入股银行的同时,拥有对证券类、保险类等金融机构的控制权,很可能构成实际意义上的混业经营,在中国监管体制尚处于“三架马车”分业姿态的背景下,这种潜在的混业模式很容易在监管真空中滋生各类金融风险。二是“行业串谋”,如果战略投资者同时控制了生产企业或商业企业的经营,那么其入股的银行在放贷过程中可能会遭遇种种难题。三是“垄断串谋”,如果战略投资者同时入股了多家国有商业银行,则很可能给其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垄断能力,威胁到整个中国金融安全的维持。《指引》中“商业银行性质的战略投资者,投资国有商业银行不宜超过两家”的标准有利于第三种串谋风险的控制,但对于其他种类的串谋风险,《指引》显然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加以防治。

 

总之,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过程中风险层次的深入剖析,不难发现,《指引》作为金融创新刺激下监管层次的创新,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优化风险结构的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继续加强的空间。无论如何,创新和监管之间有着相互滋生、相互抑制的复杂关系,把握监管之“度”无论何时都是一门政策艺术,过轻的监管会让创新遭遇自由“脱轨”的风险,而过重的监管则会折断自由的翅膀,限制创新的翱翔。那么,究竟“是重还是轻”?这个米兰.昆德拉式的选择显然是值得年轻的中国监管层继续思考的问题。

 

 

此文发表于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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